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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論文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及其心理機制研究

時間:2019年06月27日 所屬分類:教育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關系的表征,反映了不同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接觸與互動的方式、內容及動態過程。由生活性交往、地緣性交往及結構性交往等構成的民族交往層面,由語言交流信息交流及資源交流等構成的民族交流層面,以及由血緣交融、習俗

  [摘要]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關系的表征,反映了不同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接觸與互動的方式、內容及動態過程。由生活性交往、地緣性交往及結構性交往等構成的民族交往層面,由語言交流信息交流及資源交流等構成的民族交流層面,以及由血緣交融、習俗交融、信仰交融及心理交融等構成的民族交融層面共同生成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不同層級。從心理學視角來看,交往交流交融是不同民族在文化接觸、文化碰撞、文化選擇、文化心理相融等心理過程中產生的同化、順應和吸收等信息加工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形成了多重回路且循環往復運行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機制。

  [關鍵詞]民族;民族關系;交往交流交融;心理機制

學習月刊

  中國作為多民族統一國家,在歷史上經歷過數千年曲折而復雜的進程。在其漫長的歷史進程中,經過不斷的交往交流交融,各民族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國家的統一程度也越來越高。“中國多民族國家的發展和保持,是中國特有的歷史條件所促成的,是中國各民族共同締造中華的結果。為世界創造了燦爛的人類文明,為人類的發展走出了光輝道路。”[1]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歷史的真實寫照、是社會主義新型民族關系發展的本質要求和必然趨勢。同時,亦是民族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其作為構成民族關系的重要內容推動著民族團結與共、和諧發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不同群體接觸的發生邏輯,在接觸范圍內存在著遞進關系,它反映了民族間接觸與互動的不同層面,因此而產生了各民族共生場域與共融平臺。可以認為,各民族在交往過程中,只有達到“共生互補、共融相依”的關系,才能實現共同發展的目標[2]。

  在多民族國家中民族關系影響國家政治穩定、社會關系和諧發展。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促進民族團結、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關鍵。強調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除了要關注民族關系的基本表現形式外,在更大意義上各民族對他文化的尊重、認同與接納,形成同質性文化構型的過程,更有利于民族關系的和諧發展。隨著國家經濟社會的發展,各民族間交往交流交融的形式與內容都發生了變化,對民族接觸與互動進行深層研究對于理解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主題除了需要從其外部效度進行研究外,更需要我們從內部效度入手進行深入研究。透過影響民族關系的顯性因素和隱性因素,深層解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需要進行心理學與民族心理學等學科視角的研究,要分級解析構成要素并探討其大腦的信息加工系統。

  一、歷史的視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的發展與繁榮離不開民族之間的交往交流交融。縱觀世界民族發展歷史,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著重要意義。“印度人更是善于激勵和加強與他們交往的各民族人民自身的精神力量。印度群島,而且恰恰是爪哇島,可以在這方面為我們提供引人注目的證明。在這些地方,當我們看到印度特色的時候,往往也可以看到當地的本土特色是如何把印度特色據為己有,并以此為基礎繼續進行自我建設”[3](P35)。世界各民族在其文明進程中不能忽略的一個要素就是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文明可以從一個民族內部產生出來,隨后便成為那種不總是能夠得到解釋的精神升華的見證。反之,如果它從異邦被移植入一個民族的話,它可能會傳播得更加迅速,并且也大概會更廣泛地滲透進智慧狀況的所有領域,但是,它對精神和性格所起的反作用的強烈程度卻不會相同。”[3](P34)

  (一)歷史進程中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我國自華夏文化誕生起,就隨著疆域的不斷擴大而不斷地輻射、擴充,吸收新鮮血液,以控制更為廣大的地域。先后以鎬①和洛邑②為中心,東到大海、西至甘肅一帶,其疆域的擴大以及涉及民族的眾多為秦漢“天下為一,萬里同風”的大一統及文化格局奠定了基礎。“秦滅亡后,劉邦稱帝,建立了西漢(前206-8)。

  漢朝在中國多民族大國的締造中,起過非常重要的基礎性作用。”[1]漢朝積極向西、向北發展,將西域、漠北等地以及匈奴等民族納入自己管轄范圍。自漢以后,儒、釋、道等文化相互融合,成為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魏晉南北朝時期一個最明顯的特征是北方少數民族大批進入中原,出現了眾多由少數民族統治者建立的政權。北方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相遇,兩種不同的文化相遇,在碰撞與沖突中走向互補與融合。

  隋朝雖只存在了38年,但結束了中國近三百六十年的大分裂狀態。唐朝是繼兩漢后的大一統時代,其恢復和鞏固了對北部和西部疆域的管轄,加深了與西藏的聯系。統治者提倡,為各民族文化的交融與滲透提供了寬松、融洽的政治、經濟氛圍。宋遼夏金時期,中國又處于第二次大的分裂割據時期,各民族在分裂中鍛造著各自的文化。元朝對中國的再一次統一結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紛爭,亦使各民族從分裂走向聚合。“唐朝以來涌入中原的沙陀,吐谷渾,黨項,契丹,渤海,女真以及其他多種色目人,元朝以后都不見了,都與漢人、南人逐漸融合為一體了”。[4](P4)

  民族文化在多元中走向融合。至明清,尤其清朝是中國幾次大統一的持續和完善,中華文化再次出現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高潮。縱觀中國歷史,各朝歷代就沒有停止過民族間各種形式的交往交流交融。其中大的民族遷徙、流動與大融合時期有炎黃時期至夏朝、春秋戰國至秦漢、魏晉南北朝至隋唐、五代十國至遼宋金元,最后是明清時期。中國各民族在歷史的長河中以不同的形式進行著交往交流交融,共同創造了中國歷史,也創造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

  (二)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思想體系

  由上述古代中國國家發展史可見,中國有過幾次完整的大統一的歷史,經歷了分裂—統一—分裂的分合過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反復不但沒有使中國的歷史、政治與文化和傳統中斷,更沒有使中國的文明中斷。經過數千年的不斷碰撞和交融,反而凝聚成有深厚歷史文化傳統的多民族國家,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個多源匯聚的文化體系。

  而在此體系中,不同民族在思想與文化上進行著交融卻依然保留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如,縱觀“全部北朝史中凡關于胡漢之問題,實一胡化漢化之問題,而非胡種漢種之問題,當時之所謂胡人漢人,大抵以胡化漢化而不以胡種漢種之分別,即文化之關系較重而種族之關系較輕,所謂有教無類者是也”[5](P79),此為民族在接觸與互動中,在文化層面上進行交流與交融,從而形成共性的文化,亦可稱為同質性文化。“中國各民族在長期相互交往中,形成了文化上的同質性和相似性。漢族和少數民族,在長期密切的歷史交往中產生的文化上的同質性和相似性,為各少數民族統治者主動適應和認同漢文化奠定了深厚的社會基礎”。[1]

  在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體系中,文化的同質性與相似性是民族融合的基礎和動力,中原文化與“四夷”文化的互補性與包容性是民族融合的前提和途徑。可見,“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經歷過數千年曲折而復雜的歷史進程。在這個過程中,多民族之間的關系愈來愈密切,國家的統一程度愈來愈加強,最終在各民族共同努力下,創造了世界上少有的歷史悠久、幅員遼闊、民族眾多、國家傳統的傳承不斷線、社會文化的統一性和多樣性并行發展的偉大國家。”[1]其間,各民族經歷了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過程。

  二、三個層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分級解讀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反映著民族關系的表征與進程。我們認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可以分解為民族關系的三個層級,即民族交往、民族交流、民族交融,該層級反映了民族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接觸與互動的方式、內容及動態過程。對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行分級研究,從民族間接觸的深度、廣度及方式、內容及過程等方面進行分析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和研究該問題。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規律指示了民族關系的層級與進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在互動中的三個不同層面,是民族關系的具體表現。盡管在實際的民族互動過程中,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常常是交織在一起進行的,但為了研究方便,我們還是對其進行分解。下面分別就這三個層級進行分級解讀。

  (一)民族交往

  “交往作為民族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民族間起著整合、溝通、協調和融合與促進發展的功能。”[6](P53)民族交往是從民族接觸開始的,民族接觸是民族交往的開端,而民族交往則是民族交流交融的前提和基礎。民族交往不僅僅是維護和發展人們之間關系的紐帶,亦是構成社會之基本途徑。正是由于人們之間、民族之間不斷的交往,才能使信息得以交流與傳播、資源得以共享與分享、生產生活得以互補。

  生活于相同或不同地區的民族因各種可能的原因產生接觸、進行互動與交往,其交往是多向度的,涉及到人們生活的諸多方面。從我們在多民族地區的研究來看,民族交往的向度主要表現在如下幾方面:生活性交往。生活性交往指的是在日常生活中各民族之間發生的接觸,產生的交往。以我們在新疆的調研為例,一些比較重大的節慶以及其他諸如婚喪嫁娶等場合,維吾爾族和漢族會互相問候,并饋贈禮物。例如春節,村里的漢族就會邀請維吾爾族到他們家里做客,款待以瓜子、核桃之類的干果。同樣,維吾爾族的諾魯孜節、古爾邦節等,漢族村民也會受到邀請和熱情的招待。

  互相饋贈和共同的節慶,為雙方的互相了解提供了更多的機會,拉近了二者間的心理距離。“日常生活是與每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的領域,是每個人無時不以某種方式從事的活動;然而,它又是最少引起人們的反思,最少吸引理性探究目光的領域。”[7](P7)社會交換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布勞(PeterM.Blau)認為,人類的日常生活中,交換的內容十分豐富,既可以是物質上的,也可以是精神上的交換。[8]這種互動中的交換行為,可以為人們帶來社會贊同、尊重。[9](P169)這種接觸與互動中的交換實為交往的一種形式。

  地緣性交往。地緣性交往是民族間發生交往的主要因素之一。居住在同一地域的不同民族產生接觸的可能性和頻度要比居住在不同地域的同一民族多。尤其在古代,民族之間的接觸與往來受很多因素的制約,其中地域因素起到很大的作用。居住于同一地域或鄰近地域的民族在交往上的頻度要大,對地域的認同感也要強。如居住于新疆的各民族都有“我們新疆好地方、天山南北好牧場;我們美麗的田園、我們可愛的家鄉”的共識,這是一種跨越民族的認同,更有地域性認同與交往的優勢。陳寅恪先生在論及有關民族融合時說道:“血統、地區都在變化,而所謂某族人,往往不是依據血統,而是依據地區”[10](P97)。

  可見,地緣性交往是民族交往的重要方面,是為“因近而來,因鄰而往”。結構性交往。在哲學上,“結構”是要素在時間、空間上的排列方式,或排列程序、或組合方式。事物都有結構,這里主要指的是社會方面的結構。就結構性交往而言,交往語境的不同往往導致交往密度和深度的差異。如,我們在新疆調研時注意到,工作場所是各民族交往發生最多的地方,其次是貿易場所和學習場所,發生在居住場所和娛樂場所的交往相對較少,宗教領域的交往通常在信仰相同的民族間發生。“各民族間形成相互交結的、插花的、分散的聚居、雜居和散居狀態”[11]即為空間性結構,民族地區的“互嵌式”居住格局亦為空間性交往的一種形式。

  在南疆農村,維吾爾族和漢族與其他民族鄰居的交往交流還是比較多的。以阿圖什市園藝村為例,該村原為阿圖什園藝場,是典型的維漢雜居社區,維吾爾族較多,其交錯雜居格局已經持續了多年。在建設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培養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背景下,建設多民族和諧共處的社會結構和社區環境,實現民族間的結構性交往亦是民族關系和諧發展的重要途徑。民族交往是由民族接觸開始的,“交往是發生在個體之間、群體之間的一種普遍的人類心理與行為,是一個有著內在聯系的、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序列,與不同的交往形式相適應的是不同的社會結構。”[6](P53)

  德國哲學家哈貝馬斯認為,“交往性行為(相互作用)卻是以達成理解和一致為目的的行為,它是以主體之間通過符號協調的相互溝通和社會一致性為基礎,致力于達成理解,形成非強迫性的共識。”[6](P57)民族交往涉及的面是比較廣的,這里僅以生活性交往、地緣性交往和結構性交往等要素為視點,來解讀民族交往互動。

  (二)民族交流

  民族交流始于民族交往,在民族接觸、民族往來的同時進行文化選擇,發生民族交流。“交流”即交往主客體之間將彼此的擁有與對方進行互動、互傳與互換的過程。民族交流有物質層面和精神層面的交流,包括語言交流、信息交流、資源交流等方面。

  語言交流。民族語言是一個民族精神的體現,“是一個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的結晶,是民族文化的集中體現。”[11](P166)作為交流的工具,語言交流在民族交流中有著重要意義。語言有兩個基本的功能,一個是交際的功能、一個是歷史傳承的功能,這兩個功能也決定了語言的長期性和穩定性。[12](P167)

  實際上,恰當的語言就是一種戰略資源,法國人類學家皮埃爾·布迪厄認為“語言是一種象征資本,得到恰當的語言訓練的人們可以將象征資本轉換為經濟資本和社會資本”[13](P102)。語言可交流可傳承、是工具亦是資源,在不同民族進行交流時發揮著重要功能。信息交流。無論是古代還是在科技發展的現代,信息交流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內容。傳遞信息、信息交流是民族交往的重要功能,同時也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內容。通過信息交流,“交往的主客體將自己的文化、習俗、知識、經驗等以語言的方式進行交流與溝通,進行相互理解,并力求達到影響交往對象的感知、思維和態度,從而達到調整或改變其行為的目的。”[6](P99)

  信息交流發生于民族互動與往來的始終,就民族共同體而言,準確的信息能增進民族間的良性交流,從而建立良好的民族關系;而相反的信息則會增加誤解與交流障礙。資源交流。資源交流是民族交流的重要內容之一,這里包括了經濟資源、能量資源、空間資源等的交流。“民族間發生的各種形式的交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資源需要的結果。對外交往越主動、越頻繁,對自己的發展就越有利,獲取的包括信息資源在內的各種資源就越豐富”。[6](P100)

  就拿經濟交流來說,我國的遼闊地域與不同的經濟類型之間就具有一定的互補性。游牧民族一般生活于廣袤的草原,在蒼茫草原上放牧著牛羊,以生產畜產品為主,畜群為其主要的生產生活資料,產品相對單一;農耕民族以種植業為主,兼養家畜,生產生活資料比較多元,基本能夠滿足自身的生活需要。但同時農耕民族又有著對諸如牛羊肉、奶制品及皮毛等畜產品的進一步需求,而游牧民族又需要農耕民族的農產品和手工業品以補生活之需,這樣雙方就進行頻繁的交易與交換,換取不同的生產生活資料以滿足各自所需。即使在現代民族關系中,資源的交流也是一項重要內容。前文述及的在南疆維漢雜居村落中,兩個民族種植的作物不盡相同。

  漢族多種蔬菜,兼營少量玉米、葡萄等,維吾爾族則多種植各類瓜果,很少或不種蔬菜,因而在雙方的交往中,互相饋贈農產品成為一項重要內容,漢族經常送維吾爾族一些新鮮蔬菜,維吾爾族也經常給漢族一些干果。可見,對民族發展而言,資源交流意義之廣泛。民族交流發生于民族交往基礎上,由于接觸、交往而產生了各種各樣的交流。從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民族交流是在接觸與互動基礎上的選擇性反應,亦即并非所有接觸過的都能進入到交流層面,而是交往主客體根據各自的需要所進行的選擇性反應。這些交流有語言交流、信息交流、資源交流等方面。

  三、心理機制: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信息加工系統

  加強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涉及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心理層面的問題,這是一個與民族心理活動相關的,從外部效度進入內部效度的心理過程。心理機制是人們在行為上對某種情境所表現出的習慣性的反應方式,即心理結構的內部結構和過程。認知心理學家把人腦看成一個類似于計算機的信息加工系統,認為人的心理機制由信息的獲取、存儲、加工和輸出或使用等階段構成。我們認為交往交流交融是民族在互動中的信息加工過程,同時形成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心理機制。

  四、結語

  民族因為交往交流交融而產生了優勢互補,互相借鑒,因為交往交流交融而產生的共生單元間互為依存、互補共贏。盡管這種共生單元間可能有競爭和沖突,但各民族只有在尊重他民族(包括歷史、文化、習俗等)基礎上,方可擴大共享領域的互補性、增進合作關系。透過生物界的共生現象,啟發我們進一步認知人類不同種族、民族和族群之間的共生行為。在中華民族發展的歷史長河中,思想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交融從來就沒有停止過。

  經過不斷碰撞和交融,中華傳統文化形成了一個多源匯聚的龐大體系,兼收并蓄、兼容并包的思想文化體系中,大一統思想是各民族共生行為的基礎與平臺,成為民族融合的精神動力。“共生互補”是人類之間、自然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形成的一種相互依存、和諧、統一的命運關系。基于我國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尊重差異、包容多樣,讓各民族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手足相親、守望相助”,這對于改善與促進民族關系是具有積極意義的。

  為了踐行新形勢下民族工作的主流意識及指導思想,我們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進行深入研究。從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三級分層入手,對民族關系進行分解研究,以便更好地理解其結構與意義;再進一步從心理學原理及民族心理學理論出發對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心理機制進行深層研究,梳理分析以接觸→碰撞→選擇→相融等為環節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從而分析刺激→同化→順應→吸收的運行機制。

  參考文獻:

  [1]楊建新.中國古代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與西歐大國發展道路的比較研究[J].蘭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

  [2]許憲隆.構建共生互補型多民族和諧社會的思考[J].學習月刊,2008,(10)下半月.

  [3][德]威廉·馮·洪堡特.論人類語言結構的差異及其對人類精神發展的影響[M].錢敏汝譯.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

  [4]韓瑞林.元朝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5]陳寅恪.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

  [6]李靜.民族交往心理的跨文化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

  [7][匈]阿格妮絲·赫勒.日常生活[M].衣俊卿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

  相關刊物推薦:學習月刊創刊于1986年,是由中共湖北省委講師團主管的綜合性政治理論期刊,是中宣部重點關注、湖北省發行量最大的理論期刊,是全國理論、教育期刊的知名品牌,連續被評為全國省級政治理論優秀期刊、湖北省優秀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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