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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論文

論魏源對中國近現代化的啟蒙

時間:2019年07月02日 所屬分類:文學論文 點擊次數:

摘要:從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引論,論說魏源四大名著對中國近現代化的啟蒙作用,即《皇朝經世文編》開啟經世致用學風,《圣武記》為中國近代軍事變革思想之啟蒙與導引,《海國圖志》開啟師夷長技以制夷時代新風,《默觚》對治學與治國理政的啟迪與貢獻。 關鍵詞:

  摘要:從中國近代史的起點引論,論說魏源四大名著對中國近現代化的啟蒙作用,即《皇朝經世文編》開啟經世致用學風,《圣武記》為中國近代軍事變革思想之啟蒙與導引,《海國圖志》開啟“師夷長技以制夷”時代新風,《默觚》對治學與治國理政的啟迪與貢獻。

  關鍵詞:中國近現代史;啟蒙;《皇朝經世文編》;《圣武記》;《海國圖志》;《默觚》

近代史研究

  一、關于中國近代史的起點

  筆者在2011年發表的《陶澍應是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一文中,曾對以1840年的鴉片戰爭為近代史的起點提出過質疑,因為那樣會使那位卒于鴉片戰爭前夕(1839年)的陶澍前不著村、后不著店,被排除在中國古代史與近代史的研究范疇之外,而陶澍卻是一位實實在在開啟中國近代史的杰出政治家。而且這也與鴉片戰爭前,即嘉慶、道光時期的清代學風已經出現轉折,以陶澍、賀長齡、魏源、龔自珍等為代表的經世派人物的崛起,使學術風氣由空疏陳腐向經世致用轉變,儒學傳統思想已開始邁向近代轉型的歷史事實不相符。

  因此,我提出應根據學術研究風氣的實際,突破舊有習慣以鴉片戰爭為近代史起點的觀念,而考慮將近代史的研究范疇提前十幾、二十年,改從道光初,至少從道光五年(1825)賀長齡、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和陶澍主持進行漕運改革算起。今天看來,這種考慮的理由是充分的,至少有以下兩個方面的依據。

  第一,從政治、經濟方面來說,從1644年明王朝滅亡,清世祖順治開元的清王朝,至道光五年已有了181年的歷史,其政治、經濟已由康乾盛世走向衰落。至乾隆后期,吏治極其腐敗,貪污賄賂公行,出現了和珅這樣專權、貪婪的寵臣作威作福,致使“川楚匪亂,因激變而起,將帥多倚和珅糜餉奢侈,久無功”(《清史稿》卷三一九,《列傳一〇六·和珅傳》)的被動局面。至嘉慶年間,白蓮教起義蔓延鄂、豫、陜、川、甘五省,持續時間達九年,朝廷消耗大量軍費、資財,農民更加痛苦不堪。加上鴉片走私急劇增加,白銀大量外流,國家財政已瀕臨崩潰。清朝的封建統治,已處于內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境況。

  第二,從思想、文化方面來說,清朝盛行的乾嘉考據學已經到了無益于世事的沒落境地,上述那樣波及范圍廣、使清朝統治受到“痛深創巨”打擊的起義事件,竟然沒有從當時學者們的論著中有所反映,這說明當時學術文化脫離社會實際已到了何等嚴重的程度!為挽救社會危機,一些頭腦較為清醒、敏銳的士大夫,主張將學術、政事、文章一以貫之,于是一股強大的經世社會思潮勃然興起,其首要目標就是扭轉空疏的、脫離實際的學風。

  出于對國家民族的責任感和愛國心,魏源成了這一經世社會思潮的重要領軍人物。他首先把批判的鋒芒直指造成學術頹廢的乾嘉漢學,認為它“錮天下聰明智慧使盡出于無用之一途”,稱考據末流為“浮藻饾饤”,而主張“通經致用”,以經術為治術。他和龔自珍一起,揭露和批判“衰世”可怕的種種黑暗社會現實,包括科舉、吏治的弊端,主張“更法”和改革,開近代經術與政事相結合的潮流。

  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所說:“后之治今文學者,喜以經術作政論,則龔、魏之遺風也。”所以嘉道年間中國社會內部所孕育的這一經世社會思潮,是研究中國近代史不能忽視的。從魏源對中國近現代化的啟蒙作用而言,中國近代史以魏源代賀長齡編輯《皇朝經世文編》、開啟經世致用一代新風的道光初年為起點,是比較符合中國歷史實際的。本文擬就魏源一生與時俱進,先后編著出版的四大名著《皇朝經世文編》《圣武記》《海國圖志》《默觚》進行分析,揭橥其對中國近現代史的重大啟蒙作用。

  二、開啟一代學風的《皇朝經世文編》

  魏源是中國近代史上最為突出的經世致用的思想家和實踐者,其突出貢獻首先是受賀長齡之托編輯《皇朝經世文編》,開啟近代中國“經世致用”的學術務實新風氣,也標志著魏源經世思想的成熟。魏源從小志向遠大,曾書寫對聯“讀古人書求修身道,友天下士謀救時方”以自許。至道光五年他32歲時,應邀入聘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幕府,受托編輯一部清代有關經世的文選,這正是他“謀救時方”大顯身手的機會。

  于是他本著學術必須與社會現實問題密切結合,并解決實際的社會問題這一宗旨,廣泛閱讀清代開國以來至道光五年間的各家奏議、文集和方志等文獻,精心遴選其中“存乎實用”的文章共2236篇,包括論著、奏疏、官書、信札等,文章作者達702人。魏源在代賀長齡所作的《敘》中,強調變革是歷史的必然,要把國家治理好,就必須針對那些產生種種弊病的過時的制度、規例提出改革的措施。

  他說:“昨歲之歷,今歲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適宜;時愈近,勢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經緯起焉。”在《皇朝經世文編五例》中,他確立了編選此書的五項原則,即審取、廣存、條理、編校和未刻,其關鍵的一條是審取,即選取文章要有嚴格的標準。而總的標準就是“書各有旨歸,道存乎實用”。在此總的標準之下,他提出編輯取舍的主要原則:一是“凡高之過深微,卑之溺糟粕者,皆所勿取”;二是“凡于勝國為藥石,而今日為筌蹄者,亦所勿取”;三是“凡古而不宜,或泛而罕切者,皆所勿取”。也就是說,他選錄文章的標準,第一是有用,空洞玄虛之論、陳腐過時之議,一概不選;第二是對今天有用的就選,對于前朝有用而對今天已經失效的也不選。

  一句話,選文的標準是有益于實用和時務。魏源編輯《皇朝經世文編》的重大意義,是鮮明地舉起“經世”的旗幟,用以與清代以來長期盛行的煩瑣、空疏、不問政治的學風相對抗,從而把人們的注意力轉移到與社會現實密切聯系的問題上來。此書既是反映清代社會和歷史的重要文獻,又始終貫穿著經世致用的精神,所以“數十年來風行海內。凡講求經濟者,無不奉此書為矩矱,幾于家有其書”。

  在魏源的家鄉湖南,更是“三湘學人,誦習成風,士皆有用世之志”。當時在湖南流傳的一首詩中,還這樣寫道:“欲把人間萬病除,《皇朝經世》一編書。”后來成為同光中興重臣的左宗棠更將此書視作“體用俱備,案頭不可一日離”的必備書,并且督促女婿要多讀這樣的有用之書。可見此書的刊行,很大地促進了湖南經世學風的興起和湖南近現代人才的成長,不僅為后來的學術界開啟了重視實學、經世致用的學風,而且還開了變法維新、除弊改制的先聲。

  三、“后王師前王”的反侵略軍事著作

  《圣武記》鴉片戰爭的炮艦打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然而還沒有讓沉睡已久的這位東方雄獅震醒。戰爭的結果是泱泱大國被來自西方的小國英國打敗,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八月,清廷代表在南京長江江面英國軍艦上與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魏源這位“積感之民”憂心如焚,他為戰勝敵國、救亡圖存而發憤完成了一部探索清代盛衰的當代史。

  全書十四卷,約四十萬字。其內容,先記清代開國、平定三藩叛亂、康乾年間為鞏固統一而進行的戰爭,肯定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戰勝于廟堂”的許多功業,后記苗民、白蓮教、天理教等農民起義的發生和統治者的鎮壓,并在記述中追溯民力物力的盛衰、人材風俗進退消長的根源,用以體現清代盛衰的大勢,揭示鴉片戰爭失敗的深刻社會政治根源。

  可見這部書不僅是一部探究本朝盛衰之由、興替之漸的當代史著作,而且是講求撥亂之道和匡時之策的政論宏篇,尤其是他對練兵之方、整軍之策、籌餉之法、應敵之略等方面的詳細論說和見解,對指導當時進行的反侵略戰爭,確實具有較強的實用性。書中“小變則小革,大變則大革;小革則小治,大革則大治”[1]291的變革圖治思想,至今仍對我們的理政治國和改革開放有著現實的指導意義。

  魏源在《圣武記》的序言中,既揭示了鴉片戰爭失敗的重要根源,又深刻指出,要使中國不受外國欺凌而日臻富強,首先必須振奮人心,改革弊政。他說:“今夫財用不足,國非貧,人材不競之謂貧;令不行于海外,國非贏,令不行于境內之謂贏。故先王不患財用而惟亟人材,不憂不逞于四夷,而憂不逞志于四境。”[1]

  1因此他認為,當前國家的問題很多,但最重要的是人才不足、綱紀廢弛。只有人才進,軍政修,人心肅,國威遒,令行禁止,才能四方賓服,國家強盛,即所謂“人材進則軍政修,人心肅則國威遒。一喜四海春,一怒四海秋。五官強,五兵昌,禁止令行,四夷來王,是之謂戰勝于廟堂”[1]2。

  其最終的落腳點是:當今國家能否知恥發憤,革新圖強,其取舍成敗都決定于朝廷,關鍵是“廟堂”上的帝君和大臣。《圣武記》的中心思想就在于“戰勝于廟堂”,它隱含著對道光皇帝的批評。因為鴉片戰爭失敗,在許多關鍵問題上,是由于道光帝的“廟算”失誤。因此戰爭失敗應由道光帝負責;現在要轉敗為勝,轉弱為強,其關鍵也在于道光帝。所謂“后圣師前圣,后王師前王”,就是指的道光帝。

  《圣武記》一書正是以其強烈的現實感和總結歷史經驗為抵抗侵略服務的愛國主義思想,受到廣大愛國志士、熱血青年的歡迎。不僅當時“索觀者眾,隨作隨刊”,供不應求,三次重訂后也與《皇朝經世文編》一樣翻刻不斷,民國時期還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易名為《清代武功記》印行。此書不僅數年間即風行海內,且很快流傳到海外的日本和韓國。

  日本著名的“開國論”者佐久間象山讀到《圣武記》,感到非常驚奇,發現書中的論說往往與自己的見解不約而同,便將魏源列為“海外同志”。日本人那些年摘錄翻刻的有《圣武記采要》《圣武記拔萃》《他山之石》等多種,為其研究清史和后來的明治維新發揮了重要作用。《圣武記》還是一部重要的軍事著作,蘊含著豐富的軍事思想。其前十卷敘事,記敘自清代開國、平定三藩至道光初鎮壓教民起義的大小戰事實例,基本囊括了清代前期歷次重大戰爭。

  后四卷“武事馀記”,對兵制兵餉、練兵之方、整軍之策、籌餉之法、應敵之略以及改革銀、銅礦務章程和幣制等重大的軍事、經濟問題,都記述詳盡,議論精辟,內容十分豐富,具有很高的文獻史料價值,是后世研治清代前期戰爭史和民族關系史的基本史書。魏源著此書所用的材料,主要來自他在北京做內閣中書舍人時,從“史館秘閣官書及士大夫私家著述、故老傳說”中摘錄下來的,還包括采錄自許多事件經歷者本人的回憶錄、年譜等材料,并融合了他研究古代兵書、注解《六韜》《吳子》《孫子》等書的心得體會。

  正因為《圣武記》中的實戰經驗和軍事理論相結合,具有很強的實用性,其便與魏源后來的《海國圖志》一起,奠定了魏源在中國近代史上軍事家的地位。日本人鷲津毅堂在其《圣武記采要序》中,說他為了尋求“防英夷之術”,讀遍我國戰國以降至于明清的“兵家之書《六韜》《孫》《吳》《司馬法》……之類,不止百數部,而求其可取以用于今日者廑廑而已矣”。但讀了《圣武記》之后,認為魏源身歷鴉片之變,對英夷侵入之情狀“得之乎耳目之所及”,“是以能詳其機宜,悉具形勢……則其實用或倍乎《孫》《吳》矣”①。

  因而近代以來,國內外研究魏源軍事思想的文章日漸增多,認為魏源的軍事思想標志著近代中國軍事變革思想的萌芽,為中國軍事涉及軍事思想、軍事理論、軍事組織、軍事技術、軍事近代化起了導引作用,特別為近代湖南軍事杰出人才的涌現發揮了一定的啟蒙引領作用。

  四、開啟“師夷長技以制夷”時代新風的《海國圖志》

  鴉片戰爭以前,古老的中國長期以“天朝上國”自居,狂妄自大,而把自己并不了解的外國視為“蠻夷之邦”。戰爭發生后,朝廷統治集團先是盲目虛驕,繼而戰和難定,廟算失誤,最后是屈膝投降。究其原因,除了自己的軍隊已腐朽不堪之外,對外國事務的極度茫然無知也是重要的一點。

  親臨定海抗戰現場,曾為當時指揮官裕謙“聚米畫沙”解說作戰形勢的幕客魏源,正是深刻地意識到不諳“夷情”不足以“制夷”的重要性,于是在林則徐組織翻譯的《四洲志》(不到九萬字)的基礎上,廣泛搜集資料,奮筆疾書,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纂成《海國圖志》五十卷,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訂為六十卷,咸豐二年(1852)再次增訂為一百卷。

  五、治學與治國理政的經典論著

  《默觚》魏源的成名大作中除上述三種對后世的影響最大、啟迪最為長遠之外,還有一部收編在《古微堂內集》中的《默觚》,可說是魏源論治學與治國理政的經典名言集。此書是從研究《詩經》開始的。魏源字默深,觚為簡牘,書名“默觚”即意指是魏源的讀書筆記。它分上下兩篇,上篇《學篇》十四,下篇《治篇》十六。各篇下隸子目,分列若干條,全書總共165條。它言簡意賅,每條最短的僅數十字,最長的也只有七百字左右。《默觚》不是在一個集中的時間內寫成的,是魏源一邊讀書,一遍札錄并寫筆記、心得,積一段時間之后再分類編纂而成的。

  參考文獻:

  [1]魏源.圣武記[M]//魏源全集(第三冊).長沙:岳麓書社,2004.

  [2]陳旭麓.中國近代史十五講[M].中華書局,2008.

  [3]趙烈文.同治六年五月初六日[M]//能靜居日記(第二冊).長沙:岳麓書社,2013.

  [4]魏源.海國圖志(附錄二)[M]//魏源全集(第七冊).長沙:岳麓書社,2004.

  [5]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M].上海:中華書局,1992.

  [6]梁啟超.戊戌政變記[M]//飲冰室合集.上海:中華書局,1989.

  [7]譚嗣同.莽蒼蒼齋詩卷第二[M]//譚嗣同全集.上海:中華書局,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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